◎ 文 《法人》特約撰稿 賈康

2021年作為“十四五”開局之年，中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去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，對于今年工作給予了全面指導。站在新的起點上，我國經濟應該怎么看，怎么干?筆者略談一些個人看法。

如何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簡要地說，2020年這個“大疫之年”也是“大考之年”，中國在經歷了對全球產生影響的亞洲金融危機、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，取得了“一枝獨秀”的意外表現。去年，全球主要經濟體——發達國家的美、歐、日均呈現負增長，而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“帶頭羊”“領頭雁”，至少獲得2%的正增長，位列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排位第一。

2021年，我國需要繼續按照中高速、高質量發展要求，銜接“十四五”目標和2035年目標，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這方面做了通盤戰略部署。按照筆者的理解，“十四五”目標是什么呢——即在高質量發展推進過程中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2019年，我國人均國民收入1萬美元左右，如果保持5%以上的年均增速，到“十四五”結束時，能夠站在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上，這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，當然也需要經受住一項歷史性考驗——根據1970年全球統計，90%的從中等收入階段向上“跨門檻”的經濟體為“失敗者”，如果跨不上去，各種矛盾就會交織在一起，經濟失速，落入陷阱式停滯狀態。因此，我國需要在戰略思維上居安思危、防患于未然，化解對于可持續發展形成的種種不利因素，抵御可能遇到的巨大不確定性沖擊。

不過，中央在這方面一向具有底線思維，準備應對意料不到的驚濤駭浪，千方百計去爭取最好結果。如果“十四五”能夠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之后還要推進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。所以，今年作為“十四五”開局之年意義重大。

如果粗放地前瞻，今年經濟運行似乎確定性明顯，國際機構、國內專家的看法大體一致：2021年在具體運行速度上，一定是前高后低，與去年正好相反。因為2020年情況特殊，年初一季度增速曾“一落千丈”，預計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表現良好，之后逐季回落，全年預估GDP應該在8%以上。

當然，也存在一些謹慎的說法，比如有專家稱“可看7.5%”?？傊?，不要太計較7.5%還是8%，只要總體來說是恢復性趨勢應該值得欣慰。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，中國目前估計6%，但此增速已是大經濟體里的高速值，關鍵在于增長質量的提高。相對而言，大家最為關注的不確定性是疫情因素，不過隨著2021年新冠肺炎疫苗開始普及，前景令人樂觀。

民營企業是“自己人”

在“怎么看”之后，需要考慮“怎么干”的問題。筆者認為兩個概念值得特別重視：一個是“系統論指導下的雙循環”;另一個是“供給側改革+需求管理”。

“雙循環”概念非常明確，一個開放經濟體必然是“雙循環”的，其新意在于要“以內循環為主體”，此舉可以更好掌握主動性，防御非確定性不良影響。我國戰略思維需要倚仗雄厚的本土市場經濟潛力釋放，才能更好地穩定、持續發展，掌握主動權，應對國際風云變幻。特別是中美關系，美國總統更迭對中國的困擾和不利因素不可小覷，需要做好充分思想準備。同時，“內循環”不能放棄“外循環”努力。比如調整和改變原有貿易結構，部分考慮“出口轉內銷”。

另外，目前中央特別強調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扭住不放的同時，在需求側加強管理”，首次提出了需求側改革的概念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還提出“優化需求管理”要求，應該說還屬于調控范疇，需要與相關制度結合。這是一個系統論，應全面認識和把握，其要領總結如下：

首先是改革與發展層面。當下，全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新與規范的關系。改革開放以來，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“新經濟”經歷“燒錢”階段，沖到了頭部企業地位，其貢獻和發展應予充分肯定。但是，還是要處理好創新與規范的關系。

從大趨勢來看，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指出，不僅“創新為第一動力”，而是“創新居于整個現代化體系構建的核心位置，必須抓住不放”。但是，創新一定要從大局、長遠角度把握好，更好地對已形成的頭部企業加以規范，防止可能出現的不良壟斷因素或過度擴張導致的風險因素。同時，又要在創新上繼續保持原有發展大趨勢。

筆者認為，創新與規范的關系在處理上需要具有藝術性，一些極端化、情緒化的看法需要中肯地分析和認識，防止“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”。在掌握好創新規范總體關系的邏輯上，于創新發展中求規范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先規范再講發展，等于封殺了創新空間。

實際生活中，筆者認為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，中央已有明確指導，新基建賴以支撐的就是數字經濟。堅持發展中守正出奇，將“有效市場”和“有限政府”結合好。試問在電商平臺的創新方面，為何沖在頭部的清一色是民營企業?這種需要經過痛苦的“燒錢”階段才有可能獲得成功的經濟活動，實踐證明其比較優勢還是在民營企業。

所以，在創新和民營企業發展方面，一定要全面理解中央大政方針——民營企業是“自己人”，要繼續讓民營企業吃好“定心丸”;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，特別是中國處于現代化沖關期，絕對不能對創新大方向發生任何動搖。

其次是改革與開放層面。筆者認為需要特別注重全面認識和掌握好開放政策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了這一點。這幾年，當外部存在壓力的時候，我國如何應對?是更加主動、全面地高水平開放，還是以開放催化和倒逼自身深水區改革這塊“硬骨頭”。

如今，我國自貿區一輪一輪復制，又提出粵港澳大灣區、海南自由貿易港區，這些都是中央重大戰略部署。從上海帶頭建立自貿區開始，中央就已明確指出自貿區概念下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，準入前即有國民待遇，這也是“競爭中性”的一種體現。國民待遇不能存在歧視，一旦具有法人身份，法無禁止即可為，只要不碰“負面清單”， “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”。反之，政府應該注重“正面清單”，法無授權不可為，勿濫用公權力。

近年來，中央已陸續發文要求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公共職責事權，必須制定清單， “以政控財，以財行政”。政府的“正面清單”后面還要有“責任清單”，附以與考評結果相匹配的獎懲問責制，契合了黨中央、國務院反復強調的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要求。不過真正落實，難度可想而知，但別無選擇。在改革深水區，唯有正確清晰的原則才能啃下“硬骨頭”。

第三個層面是制度建設任務以及如何把握基礎性“治本”要領。目前，中央明確基礎性制度建設要素必須充分暢通地在統一市場里流動。面對全球市場，要盡可能無壁壘地在國內大市場內充分流動，這是優化資源配置的一個基礎性關鍵制度建設原則。

實際上，我國二元經濟格局下，壁壘相當明顯。中國56%左右人口并非“城里人”，沒有城市戶籍，相應地也得不到市民化待遇。這個方面需要盡快推進，使他們在統一市場要素流動中，消除受歧視的外部條件。與此同時，考慮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。筆者認為，目前基本條件都已成熟。

認清“卡脖子”問題

中美貿易摩擦，讓我們看清了“卡脖子”問題——高端芯片、高端航空發動機，任憑出天價，發達國家也不賣給你，現在已經形成僵局?？辞迨聦嵑髣e無選擇，必須以新型舉國體制，借鑒攻克“兩彈一星”傳統體制經驗，爭取歷經若干年后突圍成功。一些專家認為，或許需要準備5年以上，但別無選擇。

前些年，分散的地方芯片項目存在一些經驗和教訓，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最高層面集中指揮，方可協調。幾千個團隊，如何納入一個系統工程中，這是我國必須在高端上突破的事情。只有自立自強形成戰略性科技支撐力量，在高端芯片領域凝聚有關主體共識，才能完成這一攻關任務。

宏觀調控方面，財政政策持續積極、提質增效，一些具體量值指標居穩，去年赤字率已達3.6%以上，希望今年不要再升高，同時也不能“急轉彎”。特別是國債，2020年處于非常時期以“非常之策”應對，2021年應該沒有必要繼續推進了。

在財政提質增效方面，筆者認為應該多注重機制創新。比如政府如何通過赤字和舉債籌集資金，通過地方專項債加大建設規模。目前對于全社會投資需求釋放來說，仍呈現明顯不足。應該多多考慮政府有限資金如何“四兩撥千斤”，以及如何發揮乘數或放大作用?財政的提質增效，一定不能回避有效投融資里的PPP模式(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，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項目運作模式的機制)。附以其他政策性融資機制，如產業基金、財政貼息、政策性信用擔保等等，優化結構，在需求管理總量調節的同時供給管理。

貨幣政策方面，需要繼續堅持靈活適度。貨幣政策曾經在“去杠桿”之后調整為“穩杠桿”，目前勢頭似乎要考慮再提升為“去杠桿”，當然一定要相對柔性。筆者認為，需要對中國宏觀高杠桿率進行客觀分析。我國金融體系是間接金融占80%的格局，與美國直接金融占80%的格局正好相反。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，哪個應該“唱主角”?對于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影響。

間接金融主要就是貸款。貸款一出一進，目前還存在短期化趨勢，使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在中國表現特別高。說了多年的“狼來了”，為何遲遲不來?與間接金融為主體有很大關系。實際上，不能用宏觀杠桿率指標與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同日而語。筆者認為，前段時間改成“穩杠桿”完全有必要，因為物價沒有上升壓力，少數像豬肉類供給品不足造成結構性CPI上升，目前已被供給側結構性對策“調回”。在這個方面，貨幣政策防范風險不要簡單照搬別國指標套用到中國。

直接金融比重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其不僅減少關于宏觀杠桿率的一些可能錯覺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鼓勵企業家發揮——直接金融使企業家不必以尋找抵押品方式應對銀行系統難以避免的“當鋪思維”?？梢岳斫鉃?，銀行使用老百姓儲蓄是慎之又慎，一定會有風險把控，且相關責任是終身追究。但直接金融特點是股權投資“用腳投票”，以及金融精英自選項目，成功率雖然不高，但一旦成功“全局皆活”，比如風投、創投、天使投等模式。

還有一個企業和社會成員特別關心的問題：減稅降負。目前，我國間接稅“唱主角”，第一大稅增值稅三檔稅率變兩檔是既定方針。即使不能一步到位，也要尋求逐步到位。但是應該注意到，正稅減降空間已相當有限，一定要將注意力轉移到18種正稅之外。因為，需要考慮五險一金以及幾百種行政性收費負擔如何減降。

五險一金具有一定規范性，其現實水平為全球最高?；攫B老保險的全國統籌提供了一個契機，繳費進入一個大蓄水池以后，互濟功能提升，可以通過精算，知曉繳費率適合調低多少，這其實就是在減輕負擔。但是，這是一個配套改革，要按“一攬子”設計方案。至于幾百種行政性收費怎么減?李克強總理早已指出關鍵點：那是“拆香火”的問題。涉及大部制改革，在機構減并后，審批權以及派生出的收費權自然減少，這又是一個配套改革才能解決好的事情?？偠灾?，調控優化必須和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，才能處理好各種結構調整。(責編 王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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